收到消息那天我和冷枝正在普拉瓦的街口喝下午茶。普拉瓦是个很有异域风情的小城，青石板路和飘摇的雨让我总是联想起迷雾和灯。

点单的时候，扎着头巾的老板娘操着一口不标准的世界语解释说，外城受崩坏影响得厉害，很多品种的茶叶都供应不上了，蒸出来的糕点有时候也变得奇形怪状，得亏我们不嫌弃。

“我听说有什么教会在负责崩坏的修复，现在都去哪里啰？”她拖拉着音调，用一根褪色的圆珠笔在廉价的复写纸上写下“红茶”和“梅花米糕”两行字。

我好笑地扫一眼冷枝，他无动于衷。

说实话，我这辈子没离开过几次萨鲁多镇，最多不过是在米德卡特的时候出了几趟差。我实在不知道从萨鲁多到高城区到底需要多久。不过冷枝似乎从来没有为此表示担忧，他带着我在苏尔拉克兜兜转转已经一个多月，全然不顾祭祀的良辰吉日将至。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到底是来找祭品的，还是出来公费旅游？”

冷枝轻描淡写地说：“规则的崩坏影响了路程，再说，在夜晚前进是很不安全的。”

这话倒是不假，有时候我们明明在国道上直线行驶，三个小时后却回到原点。入冬的时候，崩坏对无线电的影响已经到了令人厌倦的地步，电台从杂音、串线到完全失灵，许多城镇不得不退回了原始的通讯模式——信使。

王室贵族般的茶会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塞了一块糕点到嘴里，冷枝刚刚拆开一包白砂糖，从路的那边便跑来一个信使模样的年轻人。那孩子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穿着教会打了补丁的旧冬装，冻得指关节通红。

冷枝见了他，毫无形象地把一整包糖都倒进红茶里，然后腾出双手来接过他手中的信件。他的信我是没资格看的，等他阅读的空当，我请那孩子吃了一块热腾腾的米糕，再把桌上的围巾一并送给他。

“姐姐，这不合适。”他很困扰地看着我。

“没什么不合适的，我刚好打算换一条。”说着我抬起眼皮看了一眼对面的冷枝，“记他账上。”

我算准了冷枝这会儿没有心情处理我的事，他也的确没有任何反应。

“谢谢，你真是个好人。”他一本正经地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巧克力夹心饼干递给我，“你们是好朋友吗？”

“朋友？错了，我们是仇人。”我收了他的饼干，准备把他打发走，“小孩子不要听这些。”

他拿着围巾和冷枝给的小费蹦蹦跳跳地走了，这边冷枝也放下了信，斟酌了一会儿词语，然后淡淡地对我说了一句：“迦勒死了。”

那句话出来以后好半天没人说话，冷枝把桌上红茶搅了又搅，直到我学着信使的话问他：“你们还算好朋友吗？”

他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不算。”

我又问：“怎么死的？”

他说：“边缘污染。按他的性格，肯定是在找祭品的路上。”

我嗤笑道：“那你后悔不？”

我只见过迦勒一面，或者说我其实根本没见过他。仅凭我的印象，他是世界教会的典籍里记载那种的刻板、传统而虔诚的短发男人。

遇到他的那次是在贝特丝城的一角，一家便宜旅馆的二楼。一楼的部分卖着特调鸡尾酒。

贝特丝城拥有高度繁荣的自由贸易和极度兴盛的娱乐场所，导致他们对世界崩坏实际上没那么关心——“喝一杯酒，醒来是死是活就听天由命”。他们管那种日子叫及时行乐，实际上不过是一种娱乐至死。

也许是二三产业过于发达的缘故，贝特丝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在夜里看不见星星。房间的墙纸已经卷起了一条边，隔音也不太好，坐在窗边就能听见楼下酒客的闲谈——今天的酒怎么成这个颜色，那个叫崩坏的东西又来了？

我没兴趣喝那些酒，更不想深入思考有关崩坏和边缘的事。瞧，这就是做人的矛盾之处，当年加入米德卡特的时候我信誓旦旦地说要拯救世界，但真的等到上刑场那天，我发现自己可能也没那么伟大。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躺在床上的时候听到外面传来一阵由远及近的脚步声。那家旅馆还没有普及（或者说不想花钱普及）房卡，只是简单地在门口上了一把挂锁。过了一会儿我听到门口传来叮叮当当的动静，本着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原则，我从枕头下面抄了一把水果刀，一声不响地摸黑贴到了门后。

我在米德卡特干了这么多年，杀人放火这档事没有做过，但处理过的实验动物和“午夜”可不在少数。“也许是头野猪，”我想，“也可能是愚蠢的猩猩。”

大约过了三十秒，外面传来一声刺耳的金属碰撞声，门口的生物发出了男人的声音：“你在这里做什么？”

“那是我的猎物。”我听见冷枝冷淡的声音从稍远的地方传来。

更加让人窝火的是我没有听见他的房门打开的声音，这意味着他要么是穿墙而过，要么就是在门口至少监视了我两个小时。蒙多在上，我说得准没错，他总是那样自以为是。

光凭他这句话的语气我就能推断出他现在靠在墙上懒洋洋的样子，刚才的声音大概就是他那把镰刀发出的动静。

“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勤快了？”陌生人咚的一声靠在门上，“冷枝，你不是向来对这种献祭的事情没有兴趣么？这样吧，人我帮你带走，回头报你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