絮城郊区，祈安疗养院内。

头发花白的一位老人正闭目躺在病床上，手臂处还有密密麻麻的针孔，手背扎着一个营养针。

正值酷暑，疗养院内空调并没开很低，老人依旧盖着厚厚的被褥。

何砚下了出租车，径直走进去。握住老人的手，低低喊了一声：“外公。”

老人眼睫轻颤，但始终没有睁开眼。

何砚似乎早已习惯这种场面，从护工手里拿过椅子坐下，他低着头，后颈的脊骨在灯光下异常明显，露出脆弱的弧度。

他不喜欢这种在一切厄运之前无能为力的感觉。

五岁那年，雪天路滑，母亲在踏青的盘山公路上突遇车祸，送到医院的时候情况已经不好了。外公远在国外不能回来。小小的何砚也是这样守在一个小小的病床前。

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一边拨打何璋的电话，一边滚着豆大的泪珠喊“妈妈”。

女人抬起苍白的手，撩了撩孩子的发梢。用尽全身仅剩的力气，也只能嘶哑的说出：

“不要哭啦，妈妈可能挺不住了。”话还没说完，就是一阵剧烈的咳嗽，血沫染红床单，“抱歉啊宝宝......咳咳......妈妈没把你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

记忆中妈妈经常这样安慰他，对他道歉。

曾经有何璋的外遇，将亲密照寄到家门口来挑衅。小小的何砚并不懂这些事情，只是觉得妈妈收到了伤害，本能的开始流泪。

可舒幸之在收到挑衅照片的时候依然从容优雅，俯身把孩子揽进怀里，低声安慰：

“不要哭啦，宝宝，妈妈给你弹钢琴好吗？”

“抱歉，崽崽。”

那么多次抱歉，只有这次有原因。

窗外是絮城的大雪，舒幸之闭上眼的一瞬间,走廊尽头的推车“哐当”震了一下，雾蒙蒙的窗外旁枯树枝“咔吱”一声被厚雪压断。

五岁的何砚视线模糊，只能朦胧看见护士给床上女人轻轻盖上白布。

他在走廊枯坐一夜，眼泪不受控的流，可是这次眼泪流干了，也再没一个美丽的女人给他弹钢琴，也再也没人蹲下来温柔的喊他宝宝。

何璋赶来接何砚的时候，还带了一个女人，以及一个比他还小一点的孩子，那孩子手上还牵了一个外面买的小猪气球。

何砚麻木跟着他们走出医院，凛冬的风吹的小脸生疼。门口的雪地里，一只瘪了的红气球半埋在积雪里，拴气球的细绳在风里一抽一抽，像心电图最后那条平直的线。

那个名字里带幸的女孩，始终也没能幸运一次。她长眠在了雪夜，她的父亲远在异国，她的丈夫在宾馆和情人共度良宵。

回家当天，何璋就把舒幸之的遗物全部清出别墅。那是何砚第一次看到年轻时的妈妈，照片上的女人站在聚光灯下，落落大方，骄傲明媚。也正是这一张照片，此后漫漫人生路，何砚从没怪过母亲分毫。

何砚站在门口，愣愣看着一张一张母亲的照片被丢在泥泞的雪地里。何璋丢完了，浑身舒坦，扭头看见何砚呆呆的样子，“呸”了一声。

“生了个傻子。”他原先以为这个五岁的小孩回家会和自己大闹一场，又哭又咬，结果实际上就是木木的站着，不知所措。

回家第三天，何砚跑了，带上了舒幸之所有的遗物，找到了回国的外公。

那些被丢在雪地里的垃圾，被孩童收集起来，珍重的放在柜子里。

十八岁那年，何砚相依为命的外公确诊胰腺癌。

厄运再一次降临，他安顿好老人，在医院跑上跑下办手续缴费。背脊依然挺直，从容不迫，笑着安慰外公：“癌症都是心病，您要是每天乐乐呵呵，觉得自己没病，你就是没病。”

老人粗糙的手盖住少年手背：“阿砚，外公只能保护你到这了。”

当初从家里跑出来，何璋公司股价大动。公司的人自然都知道何璋公司最后大部分的股份与财产继承权在何砚这个正牌儿子手上，毕竟公司的成立就是何璋入赘了舒家。

这几年，何璋一直致力于把何砚带回去稳定公司军心，但是被老人一次次挡了回去。

“何璋，你和幸之的事情我不追究不是因为我忘了，是因为我现在只想保护能保护住的人。”

“你等我什么时候死了，再来找我要人。”

曾经那个没能及时赶回国的父亲，错过了女儿的最后一面。但是当他看到那个和女儿有八分相似的脸，又觉得一切好像不是那么晚。

他怨恨那架延误的飞机，怨恨过去冲动之下远居国外的自己，怨恨自己和妻子一意孤行要把唯一的女儿培养成艺术家，亲手送她去留学，遇见了何璋......

怨恨一切，却始终不怨恨那个为了爱情一腔孤勇的女儿。

何砚没有说话，还是笑，笑得很难看：“外公，您说什么呢，您还能活很久呢。”

头发花白的老人闭了闭眼，握紧了少年骨节分明的手：“阿砚，不是外公想规划你的人生。如果你想摆脱何璋的控制，就去考军校吧。他权力再大，也无法控制一个军校的军人。”

“如果你不想考，外公这里也有一些钱，已经转到你的卡上了。也够你上大学的费用了。”

一股巨大的酸意涌上何砚的喉管，半晌他才出声：“我知道了，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