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剂面试定在上午八点。

花梦睡了三个小时，身体疲惫，脑子异常清醒。

她抬手绑了个高高的马尾辫，一丝不苟把头发梳上去，热切的眼和青灰的脸都一览无余。

看着镜子里越看越陌生的人，她长了张口，说了句无声的“加油”。

加油，花梦，加油。

来调剂的学生五湖四海，人数比复试时还多，备考教室里坐满了人。

每个候考的人都忍不住打量考完回来的人是什么神情，有人胸有成竹，有人一言不发，也有人一边收拾书一边抬起袖子擦眼睛。

花梦抽到最后一个上场。

站在考场门外，她想，有什么可紧张的呢？都是见过的老师们了，第一句话该说什么？是的没错又是我噢，老师们好。

这个玩笑很有效，她带着微笑拉开门，鞠躬，“老师们好。”

抬起头，正中的考官席位坐着位灰发黑衣的严肃教授，他坐得端正，不言自威，认真翻看着手里的考生资料。

是的，是杨澜震。

花梦的博士论文写于千里冰封之外，她没办法像其他人一样如期在温暖的大礼堂里身穿红袍，在高台上接过二十年寒窗苦读的最高荣誉。

她的学位证书和毕业证书都是杨震澜带回来的。

她的导师是个不苟言笑的严肃学者。

但余天恩告诉她，毕业典礼结束那晚，杨教授连抽了三根烟，不掩遗憾地和周围人说，“我今天给那么多学生拨穗，却唯独没为我最好的学生拨穗。”

考场上，花梦和杨澜震四目相对。

他问得很细，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抛，把她的研究计划书都翻透了。

花梦平静作答，语速提快，努力把自己所学所思都用上，确实不了解的问题也不掩饰，坦诚直言。

他们一来一回，二十分钟转眼间划过，其他老师根本没有提问的空隙，所有人心里都有个默契。

杨老这是要收硕士生了。

最后半分钟，杨澜震合上那份研究计划书，双手十指交叉定在封面上，锐利的目光看着她。

“能吃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