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你们答应要给我们办理汇票呀。现在汇票未办，货已运走，我们怎么办？”唐建军说着说着，不由得提高了腔调。

那位小姐不干了，严厉地说：“你朝我嚷嚷什么，我们办事员只知道做好本职工作，你有什么事去找我们老总呀！”

唐建军也知道光着急上火解决不了问题，他尽量使自己冷静下来，用平和的语调问：“对不起，我确实是因为着急才这样。请问小姐，蔡总出差什么时候会回来？”

姑娘回答：“老总的事我们怎么搞得清？平常出差，短则三天五天，长则几个月，说不准，说不准。”

听此回答，唐建军哭笑不得。怎么办？

两人别无他法，眼看天色已晚，只好先找一家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王司机认为自己运货的任务已经完成，因此与唐建军打了个招呼就开车返回，留下小唐独自待在招待所。

唐建军又去了一趟“永祥”公司，仍然一无所获，两间办公室里仍然只有那位不哼不哈的小姐，说不痛不痒的话语。

胡姐至今还未到来，小唐真不知如何是好。心想，无论如何，要把现在的情况向公司做个汇报。

那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唐建军只能到电信局去打长途电话。

陈佑福接完电话，急忙赶去向柳津生报告，柳觉得这件事情太严重，必须让周总知道，于是，二人又来到周亚平办公室。

“怎么，小胡还没有去到‘永祥’公司？”周亚平问。

陈佑福回复：“是的，她还在处理陕西那边电信局的事。”

胡月琴的进厂，与周亚平有点因缘，她的哥哥，是周亚平曾经就读的管理干部学院的老师，在学校时周和这位老师关系不错。后来，胡老师知道小妹要南下深圳闯荡，就告诉她可以去找周亚平，同时给周亚平打了电话。由此，小胡进了“登云”公司。

“电信局的事处理完没有？”周亚平继续问。

“应该差不多了，”柳津生说，“这丫头够机灵的，走时带了几只香港买的电子表，到人家那里后，到处拜码头。说白了，那个仓库管理员就是故意刁难，运输过程中，外纸箱破损一点是常事，他就是揪住不放。小胡把电子表一送，再请他们餐厅里搓一顿，什么都好说了。为了让他们好下台阶，小胡答应帮他们就地换新的纸箱，这事就算翻篇了，对方再也不再提退货之事。”

“对了，恐怕就是因为这件事耽误了，”陈佑福插话说，“小胡请示过，要在当地找单位制作一批新纸箱，这需要一些时间，她可能是打算换好纸箱再离开。”

“马上通知她，让她不要再等纸箱了，让纸箱厂做好后直接送客户单位。想法做好客户的工作，告知我们公司有急事需小胡回来。要她尽快赶到‘永祥’公司去，小唐还是太嫩，货物已经被人骗走了。让小胡见机行事，务必把货物追回来，把损失降到最小。”周亚平对二人说。

按照公司领导的指示，胡月琴给客户上上下下做了工作，得到客户的理解。她立即购买当天的机票，赶赴“永祥”公司所在地。

按照约定，唐建军一直在招待所，等待胡月琴的到来。

两人会面后，来不及抱怨，胡月琴要小唐把整个情况详细讲一遍。

小唐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如果这批货物不能追回，将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损失。讲完全过程后，哽咽着说：“胡姐，对不起！我没听你的，不该没拿到汇票就去吃饭，结果上了那个蔡舒贤的当，怎么办？公司不会开除我吧？”

“开除你就能把货物追回来？”胡月琴没好气地说，“现在不能想别的，只能想如何与骗子斗智斗勇，千方百计追回公司的电话机。走，我们去‘永祥’公司。”

“永祥”公司两间办公室仍然只有那位女职员上班，胡月琴和她聊了半天，她仍然是那样一副蒸不烂煮不熟的面孔和一问三不知的腔调。

胡月琴知道与她纠缠毫无意义，转身离开了。

她要小唐带她去外贸局局长办公室，小唐畏畏缩缩地说：“直接找局长不太好吧，我认识他们一个科员，是不是先找他了解一下情况？”

“也好！”胡月琴答应了。

外贸局这位姓黄的科员是小唐的老乡，小唐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他的。

见面后，胡月琴礼貌地问：“黄先生，你们外贸局是国家机关单位，为什么让一些不三不四的公司进到你们的楼内办公？”

黄先生笑了：“这位小姐不要武断地把其它公司定义为‘不三不四’，别人可没有这样看待你们公司。”

胡月琴本打算与姓黄的争辩，告诉他，用欺骗的手段做生意就是“不三不四”，转念一想，与他辩出个高低又有何益，从而忍了下来，说：“对不起，没彻底搞清楚真相之前，我有点武断。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堂堂的政府办公大楼，要让商业公司进驻呢？”

黄先生叹了口气：“我们也不想呀，每天吵死了。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业务大大地缩水，编制也缩小了，局里领导考虑空房太多，不如租出去，这样可以收回点租金，弥补日常开支，因此就把底下两层都出租了。”

“请问，如果，我是说如果，这些公司胡作非为，比如在社会上采取欺诈手段骗取利益，与你们有关系吗？”小胡问。

“没有！”黄先生斩钉截铁地说，“他们违规犯法，有工商局管，有法院管，与房东没有一毛钱关系。”

胡月琴懂得，黄先生说的没有错，想用这件事与外贸局理论，是没有结果的。

胡月琴又设法打听到蔡舒贤家的地址，和小唐找到了他家门前，但也吃了闭门羹。蔡太太在门内叫唤：“不要乱敲门，老蔡出差没有回来。”

他们也去过法院报案，但被告知，这样的经济纠纷必须提供详尽的证据，才能立案。可是，胡、唐二人手上，根本拿不出像样的证据。

小胡眼看已经来了三天，仍然一事无成，不免心生焦虑。她想来想去，别无它法，只能走一步险棋。

她让唐建军留在招待所，独自一人来到当地县委会所在地，她准备去告“御状”，直接向本县的一把手告状。戒备森严的县委大院，怎么进去呢，她早已想好办法。小胡的亲哥哥，原来是管理干部学院的教师，后来调到一家新开办的经济报社当主编，胡月琴也借此方便办了一个这家报社的记者证。

小胡大摇大摆地走到县委大院门前，掏出记者证向站岗的警卫晃了晃：“听介绍贵县农村改革成绩昭著，我们打算采访有关部门，在全国好好宣传一番。”

警卫一听，“啪”地一声立正，向小胡敬礼：“请进！”

小胡很快找到大楼内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她让自己平静一下，然后直接敲门。

“进来！”里面回应。

推门进屋，只见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坐在桌前，正在埋头批阅文件。

小胡见他头也不抬，只好自己先开口：“甄书记，您好！冒昧打扰您了。”

此时，甄书记才抬起头来，见来人是一个陌生的姑娘，颇为惊讶地问：“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

小胡赶紧上前回话：“甄书记，我叫胡月琴，是从深圳过来的，我们公司是一家中央直属企业，最近我公司被贵县一家贸易公司骗取了5000部电话机，价值60多万元。我们来这里追讨，但人生地不熟，实在没有办法，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财产受损失，所以，只有向父母官求助。”

“哦，小胡，这样的经济纠纷可以通过工商、政法等专门的机构去解决嘛，我们县委会也不能干预这些经济事项。”甄书记慢悠悠地说。

小胡一听，急了：“甄书记，我们去找过法院，他们说不能立案。您管管这件事不是什么‘干预’，而是理所当然。您是这里的一把手，像这样的问题处理不好，对贵县、对您的信誉都会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我住在贵县招待所里，我们打听过，这里的住客大部分都是全国各地跑来追债追货的，都是被骗的。您可能不知道，他们都在传播，贵县是一个‘骗子县’。”

“有这种谣言？”甄书记有点气愤。

“这不是谣言，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小胡掏出自己的记者证，递给甄书记，“不瞒您说，我哥哥是这家经济报社的主编，我们家住北京，大院里住着好几家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其中有主流媒体新华社的部门领导，如果你们处理不了这个案子，我最后的办法是向媒体曝光，让全国人民来评理，也让你们县在全国闻名。”

甄书记陷入沉思，其实，他哪里不知道本县很多公司在市场上的不轨行为，也曾想过出面刹车，但看到这两年本县的GDP唰唰上涨，财政收入节节攀升，又不忍心下手，担心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

他非常担心小胡说的曝光一事变成事实，因此，放下了架子，让小胡详细地把电话机被骗的过程说了一遍。

“小胡，这样吧，我们还是按程序走，用法律而不是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当然你会担心按常规走时间太长，我会要求他们特事特办，加快进度。我现在就给县法院院长打电话，专门安排这件事。”

当着小胡的面，甄书记给法院院长打电话，把情况讲了一遍，指示他一定要在最快的时间里认真处理此案。

有了书记的安排，案件进展非常快，胡月琴报案的当天就顺利立案，第二天法院就传唤蔡舒贤。但蔡舒贤认为法院像往常一样，只是做做样子给人看，因而根本不予理会。最后逼得法院出动法警准备拘传。

为了说明该县是在认真办案，法院领导还特意安排胡月琴坐上警车，一起去了解办案过程。

警车呼呼地开到蔡舒贤家门前。蔡家是一个独立的院落，内有一栋二层小洋房。带队的法警安排两人先去后门把守，然后自己前去敲门，半天无人回应。法警队长急了，朝里面大声呼叫：“请你们赶快开门，我们执行公务，再不开门我们有权破门而入。”

门内仍无动静，但听到后门一阵骚动，听到有人在高呼：“你跑！我看你往哪里跑？”

没一会，两名法警押着蔡舒贤走到前门来了，其中一个法警指着蔡说：“这小子从后围墙爬出来想跑，被我们当场逮住。”

众人把蔡舒贤拖上警车，其余人也都陆续上车，准备开车。正在此时，蔡太太披头散发地开门出来，大哭大叫地跑到车边，两只手使劲地抓住车门把手，一边哭一边叫：“你们不能抓我家老蔡，你们不能抓！……”

眼看警车已经启动，但无法前行，警队长开门下车，走到蔡太太身边，大声斥责：“松手！松手！你这是妨碍公务。”

后者只顾嚎哭，仍然紧紧抓住把手，不让汽车开行。

警队长火了，一把拽住女人的头发，使劲一拉，女人被掼倒在地。汽车趁此立即开动。

胡月琴哪里见过这阵仗，看了这一幕，只感到一身肉紧，后背发凉。事后，讲到这一段，小胡仍然心有余悸，说当时对于自己的报案甚至都有些后悔。

有了这一出，最终，“登云”公司被骗电话机除了一百多部没有下落，其它都已追回。小胡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为公司挽回了损失。周亚平在职工大会上对此事特别做了介绍，对胡月琴认真负责的精神和有勇有谋的行为进行了表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