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三点，大赛组委会公布了上午各场辩论的结果。省城大学以微弱优势战胜首都理工大学，晋级下一轮。评委对省城大学团队提出的"自利与他利概率分配"模型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提供了一个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新视角。同时，评委也指出，该模型还需要更多实证支持和现实应用案例的佐证。

黄胖胖和队友们收到消息后，既感欣喜又不敢掉以轻心。根据赛程安排，他们下一轮的对手是南方经济学院，一支以实用主义和功利导向著称的强队。

"我们需要调整策略，"林书召集队友们商议，"南方经济学院的风格与首都理工完全不同。他们不会在道德哲学和普遍性原则上纠缠，而会直指实证数据和功效计算。"

赵天成点头赞同："分析他们过去的辩论录像，他们特别擅长用大量经济学数据和博弈论模型来支持论点。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不仅如此，"苏雨补充道，"他们可能会挑战我们模型的实用性，质疑它是否能在现实决策中提供具体指导。我们需要准备更多具体案例，展示概率分配思维如何应用于现实问题解决。"

黄胖胖思考片刻，提出了一个调整方向："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强化我们的论证：一是增加实证研究数据，特别是关于不同文化和社会结构下自利与他利平衡的跨文化比较；二是深化博弈论模型，展示概率分配策略在不同博弈环境下的优势；三是准备更多现实案例，从个人决策到组织管理，从市场经济到公共政策，展示我们模型的广泛适用性。"

四人迅速分工，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收集和整理相关材料。林书联系了法学院的资源库，获取了一系列关于制度设计与社会激励的案例研究；赵天成深入分析了最新的行为经济学实验数据；苏雨整理了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黄胖胖则负责将这些新材料整合进理论框架，保持整体的连贯性和说服力。

下午五点，第二轮辩论正式开始。会场的气氛比上午更加热烈，许多观众被上午的精彩对决吸引，专程赶来观看下半场比赛。

主持人宣布本轮辩题的具体方向："自利与他利平衡的实用价值与现实应用：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最优策略及其制度基础。"

南方经济学院的四位辩手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专业和务实。他们的队长陈锋是一位经济学博士后，专攻行为经济学和制度设计；其他三位队员分别来自金融学、管理学和计量经济学领域，都有扎实的数据分析能力和实践经验。

陈锋率先发言，直奔主题："尊敬的评委，各位对手，下午好。省城大学在上一轮提出的'自利与他利概率分配'模型确实富有启发性。然而，我们认为，理论的终极价值在于其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一个关键问题是：这种概率分配模型能否为现实决策提供明确指导？它是否仅仅是一个优雅的理论构建，却缺乏实际应用价值？"

他接着展示了一系列经济学实验和市场数据，质疑"动态平衡"概念的可操作性："在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纯粹的利他策略往往导致淘汰，而纯粹的利己策略则会破坏信任基础。但关键问题是，如何具体确定最优的概率分配？省城大学的模型是否能提供精确的计算方法，而非仅停留在抽象描述？"

这是一个直指要害的挑战。轮到省城大学回应，林书首先接过话题：

"感谢陈锋同学的问题。实用性确实是任何理论的重要衡量标准。我想先澄清一点：我们的模型不是要提供一个一刀切的公式，告诉人们在每种情况下应该'60%自利、40%他利'这样的精确数值。这种机械算法本身就违背了我们模型的核心洞见——自利与他利的平衡是一个动态适应系统，需要根据具体情境进行调整。"

林书进一步解释："我们的模型的实用价值不在于提供精确计算，而在于提供一个系统性思维框架。就像医生诊断疾病，不会简单地套用公式，而是根据患者具体情况、症状表现、检查结果和治疗反应，动态调整治疗方案。我们的模型提供的是'诊断思路'而非'标准处方'。"

赵天成接过话题，针对陈锋提出的具体经济学挑战做出回应：

"实际上，从博弈论和实验经济学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概率分配模型在现实中的应用价值。"他展示了一组最新的经济学实验数据，"在这个重复囚徒困境实验中，表现最佳的并非完全自利或完全他利的策略，而是'有条件合作'策略——一种根据对方行为动态调整自己合作概率的方法。"

他详细解释了这些数据背后的启示："这些实验表明，高绩效参与者通常会维持一个核心合作倾向，同时根据对方的合作历史动态调整具体行为。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概率分配原理的实证支持。"

南方经济学院的另一位辩手——金融学博士生王梅——质疑道："这些实验室数据与复杂的现实世界有很大差距。在充满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真实市场中，你们的模型是否仍然适用？"

这时，苏雨平静但有力地加入讨论：

"这个问题直指我们研究的核心。实际上，正是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概率分配模型才显示出其真正价值。"她展示了一系列跨文化研究数据，"这些研究表明，在不同社会环境下，人们自然形成了不同的自利与他利平衡模式。例如，狩猎采集社会通常有更高的资源共享比例，而高度市场化社会则强调更多的个体竞争。"

苏雨进一步解释："这些差异不是道德优劣的体现，而是对特定环境条件的适应。关键在于，无论哪种社会，纯粹的自利策略和纯粹的他利策略都很少成为主流。大多数成功的社会都在两极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点。"

黄胖胖此时展示了几个现实案例，将讨论从抽象理论引向具体应用：

"以企业社会责任为例，"他解释道，"传统观点将利润最大化和社会责任视为对立目标。但现代企业管理实践表明，两者可以形成正向循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往往能建立更好的品牌形象、赢得消费者信任、吸引优秀人才，从而在长期创造更高的股东价值。这不是简单的利他主义，也不是纯粹的利己计算，而是两者的动态平衡——企业根据具体情境和战略目标，调整利润追求与社会贡献的比例权重。"

他接着展示了更多领域的案例：从个人职业发展到国际关系，从公共卫生政策到环境保护，都体现了自利与他利动态平衡的原理。每个案例都有具体数据支持，展示了不同平衡点如何在不同情境下产生不同的适应价值。

南方经济学院的陈锋承认这些案例确实展示了模型的应用价值，但他提出了更尖锐的挑战：

"即使接受自利与他利是一个需要动态平衡的概率分配，我们仍面临一个根本问题：谁来决定这个分配？是个体的自主选择，还是社会制度的强制安排？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可能面临囚徒困境的集体行动问题；如果是后者，那么谁有权威和能力设计出最优制度？"

这个问题触及了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个人选择与社会规范的经典辩题。黄胖胖和林书交换了一个眼神，林书站起身来回应：

"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问题，涉及治理哲学的核心。我们的回答是：两者都需要，且应形成多层次的动态平衡系统。"

她详细阐述了这一观点："在个体层面，我们需要培养对概率思维的理解，提高在不同情境下调整自利与他利平衡的能力；在组织层面，需要设计激励机制，使个体自利与集体利益趋于一致；在社会层面，需要建立基本规则和底线，防止极端自利行为导致的社会损害；在文化层面，需要培育既尊重个体自主又强调社会责任的价值观。"

林书使用了一个生态系统的比喻："健康的生态系统既有物种间的竞争，也有共生互惠；既有个体适应性，也有系统稳定性。良好的社会制度设计应当模仿这种多层次平衡，而非简单地偏向任何一极。"

这个回应赢得了评委和观众的认可。南方经济学院的辩手们虽然继续提出挑战，但讨论已经从对模型有效性的质疑，转向了如何在不同领域应用这一模型的建设性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