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你到底清不清楚你的任务有多么重要？！”

魏德迈将军焦躁的身影在他宽大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皮鞋后跟敲击着地板，发出沉重的闷响。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他身上切割出明暗交错的条纹。

他猛地停下脚步，锐利的目光钉在林安身上：“我，作为中国战区的参谋长，同时是中缅印战区美军最高司令官，我肩上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合理分配并有效利用每一分宝贵的租借物资！而你，林上校，作为租借物资管理委员会的秘书长，就是我在前线的全权代表！现在你为了英国人扣下的区区三吨物资，就飞回重庆来汇报？难道印度堆积如山的几千吨物资就不重要了吗？它们等着你去梳理、去分发、去转化为战斗力！”

林安站在办公室中央，脊背挺得笔直，如同标枪一般。她垂着眼睑，盯着自己军靴的鞋尖，她已经被骂了二十分钟了。

从最初的心惊胆战、肃然聆听，到此刻，她的大脑已经有些放空……她甚至开始怀疑，魏德迈今天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不顺心的事情，只是拿她当了情绪的宣泄口，才会这样滔滔不绝，没完没了。

魏德迈提高了声量，带着压抑不住的火气：

“按目前的‘驼峰’运力，每月仅有五千吨物资能抵达中国。其中三千吨直接划给了陈纳德的航空队！剩下两千吨，要支撑整个中国地面战场——这是什么概念，你比我清楚，当初还是你向我做的报告！这两千吨够吗？远远不够！ 如果不能尽快厘清库存，优化流程，提升运力，不只是滇西反攻难以为继，河南、江西、四川的防线都会岌岌可危！”

“我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史迪威那个在胡康河谷蛮干的计划，那条该死的羊肠小道根本打不开局面，徒劳消耗资源！而真正有战略价值、能扭转战局的‘安纳金’计划——重返仰光，切断日军生命线——最关键的一环是什么？是英国海军和陆军的全力配合！我们需要英国人，至少在‘安纳金’计划上！”

“而在‘安纳金’之外，第二重要的就是稳住中国国内战场！长江防线需要多少弹药补充？那些被陈纳德像心肝宝贝一样护着的前进机场，单靠第三战区那些装备简陋的游击队，能守得住日军的突袭吗？”

“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回答我！” 魏德迈的声音猛地拔高，打断了林安的胡思乱想。

“是！将军，我明白了！” 林安条件反射般地立正回答，声音清晰。

魏德迈严厉地盯了她几秒，眼神复杂，最终还是移开了视线，语气生硬地说道：“在租借物资委员会，你就是我的代表，代表我在前线处理一切相关事务。既然你认为为了保障物资安全需要派兵，那就直接去做！你可以用我的名义下达命令。事情处理完毕后，写一份报告给我就行了。”

他顿了顿，补充道，“我不可能时刻待在印度，而你这样为了一件事来回重庆一趟，至少耽误三四天时间。这对我们亟需提高的效率而言，损害太大了。”

他疲惫地挥了挥手，像是要赶走什么烦人的东西：“你可以走了。”

“是，将军。” 林安如蒙大赦，小心翼翼地行了个军礼，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办公室。

站在门外走廊上，她还有些发懵，感觉脑子像一团乱麻。说魏德迈将军对她不满吧，可他又明确授予了如此惊人的全权——不仅认可她处理英国事件的方式，甚至允许她“先斩后奏”，以他的名义调动部队。可若说满意……刚才那长达二十分钟、几乎可以说是劈头盖脸的训斥，无论如何也看不出半分满意的样子。

办公室里，魏德迈重重地坐回到他的椅子上，眉头紧锁，闭上了疲惫的双眼。

最近一个月以来，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安纳金”计划推进举步维艰；几乎所有接触到的中国军队都存在着惊人的空额，士兵面黄肌瘦，训练和装备都惨不忍睹；来自各方的情报显示，日军在中国大陆上的活动正日益猖獗，似乎在酝酿一场规模巨大的进攻；华盛顿那边，国会对于援助物资的使用效率和中国的贪腐问题质疑声浪越来越高；甚至在他自己的司令部内部，那些史迪威留下的“老班底”也对他将部分指挥权下放给中国高级将领的做法颇有微词，暗地里指责他“对华绥靖”……唯一能算得上亮点的，大概就是成功轰炸了台湾的新竹机场——但这主要是陈纳德的功劳！

最近，他亲自去了一趟河南的第一战区视察……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都让他痛苦地回想起了十几年前，他还是个年轻军官时在中国服役的经历……那些孱弱不堪的士兵，那些贪婪的官僚，那些连沙盘推演都不会的军官，还有那些坐在滑竿上行军的川军将领……

年轻时，他是带着几分猎奇和研究的心态观察着这一切。

而现在，他却要依靠这样的军队，在异国的土地上，组织一场现代化的、关乎世界格局的战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焦躁感攫住了他。

在这所有的混乱和失望之中，由林安负责的租借物资管理项目，几乎是唯一一个能勉强运用现代化管理技术、相对处于可控状态、并且能拿出像样的数据向国会报告、证明援助确有成效的环节了。

魏德迈用力地吸了几口气，试图强行压下胸中的烦躁，让自己冷静下来。雪茄的烟雾缭绕，一时间模糊了他紧锁的眉头。

他知道，刚才自己对那个年轻的中国女上校有些过于严厉了，甚至带着几分不自觉的迁怒。但这念头只是一闪而过，随即就被更沉重的思绪所取代——想到下午还要会见那位言辞油滑、要求多多的英国大使，他就笑不出来。

——真该死，当初何必要到这该死的远东来。他深深吸了一口雪茄，任由浓郁的烟雾在肺里打了个转，再缓缓吐出，看着它在沉闷的办公室里挣扎、盘旋、最终消散。待在国内，和马歇尔将军他们一起规划席卷欧洲的宏伟战略该多好！听说，意大利那边墨索里尼都快完蛋了……而这里，却是一片望不到头的泥潭。

来中国之前，他是蒙巴顿勋爵的参谋长。

对于那位高踞于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宝座上的英国贵族，他自认摸透了几分。蒙巴顿雄心勃勃，却也极度看重自身的权力和英帝国的利益。想要说服他点头同意“安纳金”计划，那个雄心勃勃却又困难重重的重返仰光方案，单从战区角度阐述是绝无可能的。只能站在全球战略的高度，强调其对整个盟军最终胜利的必要性——哪怕这种必要性对英国在亚洲的短期利益并无明显好处。

否则，无论是为了保卫印度，还是为了收复英国在东南亚失去的殖民地，一场大规模的反攻缅甸之战，在伦敦和新德里看来，都显得缺乏足够的紧迫性。可笑的是，缅甸——这片昔日英王的领地，如今其战略价值最重要的体现，竟是维系着中国的生命线。

他吐出一口烟圈，思绪又飘回初到中国之时。坦白说，那时他对委员长本人，以及这个古老国家，是颇有好感的。尤其是中国人对他表现出的那种近乎谦卑的尊重（他心里明白，这很大程度上是史迪威那灾难性的沟通方式反衬出来的），与他在蒙巴顿身边时常感受到的微妙隔阂与权力倾轧相比，一度让他颇为受用，甚至有些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