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苟老爷子把苟子涵单独叫到病房，给他讲述了当年和杨素花的故事。

1974年，苟自强的爸爸苟春江畏罪跳楼自杀。

苟自强听到这个消息，悲痛中，竟有另一只靴子终于落地的踏实感。

苟春江原本是兴市人，家底颇丰，名副其实的少爷。

1937年，知识青年苟春江和家庭决裂，前往心中的革命圣地。

1949年以后，他从军队转业，在中京机关单位工作。

后因工作需要，调至钱州，任钱州省劳动局局长。

1972年，苟春江被打成□□。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苟家人基本没有见过苟春江，直到接到他畏罪自杀的消息。

这一年，苟自强16岁，初中毕业。

料理完父亲丧事不久，就加入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队伍中。

他本意是前往边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但因为家庭成分不好，不能去前线，几经变化，最终被分配到迳州取市的畔西县。

畔西县位于西南群山之中，是迳州最北边的县城，迳州和孰州交界之地，自古就是大江咽喉，孰州的门户。

县城依山而建，一条山路从山顶直至江边，两边错落分布着城中的居民。

而苟自强插队的星火公社红旗三队，距离畔西县城四十里，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天群山山腰之上。

插队出发当天，原本说的是从长觉火车站出发。

但到当天，可能怕引起骚动，临时改为从长觉站的前一个极小的站出发。

火车经过长觉站的时候没有停，这使得来送行的家属都没有见到远行的家人。

苟自强没有见到约定来送行的妈妈和妹妹，这让他心情很差。

列车一路西行，走了一天一夜到迳州。

上百个知青下车转坐客船，每到一地放下几个，等到了畔西县，就剩下最后六个。

这六个都曾是干部子弟，家庭成分不好，要到最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星火公社，被当地知青办的人戏称为“迳州的西伯利亚”，是迳州所有知青点里距离城镇最远、海拔最高、气温最低的。

公社中海拔最高的红旗六队，在1800米的高山之上，一年中大半年都堆着雪，生活十分艰苦。

苟自强运气还算可以，他和另一个知青曹永庆被分配到了海拔九百多米的红旗三队。

到达畔西县的当天中午，红旗三队的黄队长来接他们。

俩人当时就想跟着走。

黄队长说：“走什么走，现在走哪里赶得回去，今天得住在这里。”

苟自强奇怪：才中午，四十里说远也不算远，当地人肯定走惯了的，怎么一下午还走不到。

黄队长笑道：

“四十里是直着四十里。”

“畔西县到天群山，一路下山，二十里，就有条凉水河。”

“过了这条河，再往上二十里，才能到红旗三队。”

“说是四十里——上二十里、下二十里，这一上一下，实际可不止七八十里。”

第二天，太阳刚出来，他们就上路。

走到凉水河，已是上午十点。

过了河是一片坡地，是红旗一队的地方。

然后就开始爬山：

刚开始还是能走牛车的山路，爬着爬着就变成两人宽的小路。

再爬，山路就明明灭灭，路径难寻。

好在有黄队长领着，三人一直爬到下午五点多，太阳眼看就要落下去了，才到红旗三队的地盘。

城市出身的苟自强和曹永庆早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

脚底板都是大水泡，小腿肚突突突哆嗦不停。

他们以为爬几十里山路已经是很艰苦的事，没想到，和接下来要面对的生活比起来，这点儿苦不值一提。

队里给他们安置在保管室的空房里，里头什么都没有，连床都没有。

好在还是夏天，他俩把带来的行李铺在地上将就睡了。

后来才知道，国家给每个知青都发了300块的安家费，还有另外的生活补助，甚至每个人都批了一定量的木料建房。

但他俩除了领到一些生活用品和必要的劳动工具以外，什么都没见到。

山上海拔高，种不了稻谷，也没有大块的地用来种田。

当地村民只能见缝插针，在稍缓的坡地上开垦小块土地种玉米和土豆，这就是他们的主食。

另外靠山吃山，队里另外一项主要进项是伐木。

两人就要在这样的红旗三队生活下去，扎下根来……却并不受欢迎。

日照少、土地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

这又来了俩大小伙子吃饭，村里人对他们意见挺大——

尤其这俩人啥活儿都不会干，还得给工分。

山上夏天最主要的集体劳动是给玉米锄草。

苟自强长这么大，头回见识到玉米的青少年形态：